1941年1月7日拂晓，皖南茂林的山谷里枪声四起。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集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把新四军九千余人的北移部队围在了这片山地里。第一纵队的电台天线在第一时间被炮弹炸断，报务员倒在血泊里，机器摔在地上，再也发不出声音。 傅秋涛站在一处山坡上，举起望远镜往四周看，雾气太大，看得不太远，但能看到国民党军的队伍正沿着山脊移动，包围圈一点一点收紧。 他是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湖南平江人，从1927年平江暴动起就在湘鄂赣边区打游击。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在幕阜山坚持了三年，省委机关从平江迁到修水，又从修水迁回平江，国民党军队的清剿一轮接着一轮，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那片山区。 一纵队的骨干力量，正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湘鄂赣游击队。这支部队的底子，跟皖南事变中其他几支队伍不太一样。 突围队伍里最显眼的，是一支五十多人的警卫排。这支队伍的正式番号是一纵特务营警卫连的一部分。特务营是从湘鄂赣游击队时期就跟着傅秋涛的老底子，警卫连的兵大多是从各团抽调上来的老兵，有的从1934年就开始跟着傅秋涛在幕阜山里打游击。 他们装备的武器，跟普通步兵连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普通步兵连用的还是汉阳造和老套筒，警卫排手里端的是冲锋枪，主要是德国造的MP18和MP28伯格曼冲锋枪，也有少量的美制汤姆逊冲锋枪。 这些冲锋枪的来源有好几条路。一部分是上海地下党冒着风险转送过来的，从上海的码头装船，运到浙江沿海，再辗转送到皖南。另一部分是作战缴获的，新四军在苏南和皖南跟日军、伪军交手多次，零零散散攒下来一批冲锋枪。这批枪集中到一纵之后，傅秋涛没有把它们分散到各个连队，而是集中配给了警卫排。 这个安排后来被证明很关键。普通步兵连的火力密度不够，面对国民党军的机枪封锁线硬冲，伤亡太大。警卫排把冲锋枪集中使用，走在队伍最前面，用密集火力压制对方火力点，后续部队跟着冲过去，就能在封锁线上撕开一个口子。 1941年1月4日傍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分三路纵队北上。第一纵队为左路，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委，江渭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凌波任副司令员。一纵下辖新一团和老一团，加上特务营，共三千人。新一团的团长是张铚秀，同样出自湘鄂赣地区，也是一位老游击。 1月6日下午，部队抵达茂林，山巅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傅秋涛最初以为只是短暂的遭遇战，但枪声从四面八方涌来，越来越密，已经是一场有组织的包围战。事后才知道，顾祝同和上官云相调集的兵力在茂林周边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1月7日，一纵队的电台彻底失灵。报务员收到军部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询问一纵的位置。傅秋涛指示立即回复，信号发出去，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真空管烧毁了，备用管也一并告罄。傅秋涛沉默片刻，对报务员说：那就无需再等了，你们自行出发吧。 电台一断，一纵队跟军部的联络就彻底中断了。军部不知道一纵在哪里，一纵也不知道军部在做什么。后来的研究者反复讨论过这件事对突围的影响。傅秋涛的一纵队作为大兵团行军的左路纵队，在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因电台被毁而失去联系，使自己能够独立行动，处身于军部指挥体系之外，这恰恰成了傅部后来能够成功突围的一个关键因素。 电台断了之后，一纵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内部指挥。 1月8日拂晓，纵队召开党委会，政委江渭清提出打过榔桥公路、背靠宁国宣城的突围方案，可以策应军部。副司令员赵凌波借口要请示军部，加以反对，方案未能采纳。上午十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从榔桥方向扑来，直插新一团和老一团的结合部。傅秋涛命令老一团挥师东南方向，配合新一团将敌击退。 下午四时，傅秋涛主持召开纵队党委会，果断拍板突围到苏南与江南指挥部会合。会后，老一团和特务营奉命强攻梅树岭。激战正酣时，赵凌波传令要部队撤退。团长熊应堂不同意，赵凌波竟然下令吹起军号，强令部队后撤。傅秋涛得知后十分震怒，立即命令警卫员把赵凌波找来当面质问。但赵凌波已经乘乱脱离了部队，后来叛变投敌了。 副司令员在关键时刻消失，一纵队的指挥体系骤然少了一环。傅秋涛没有时间追悔，他必须把剩下的人重新组织起来。 1月9日，傅秋涛指挥部队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战斗至当晚九时，榜山一线阵地相继失守。傅秋涛决定新、老一团分别向东突围，到板桥集合。他把被打散的队伍整编成一个三百多人的步兵营和一个五十多人的干部手枪队，沿着涌溪坑向东前进，到达泾县、宁国、宣城三地交界处的老虎坪。 在老虎坪，傅秋涛再次调整编制，编了一个步兵连、两个手枪连。但队伍规模越小目标越灵活，他随即命令步兵营和手枪队各自独立行动，分别向苏南方向突围。傅秋涛率手枪队在荒山野岭转战几天后，又把队伍分成几个小组，分散目标，各自行动。他带领一个十一人的小组转移到了与老虎坪隔坑相望的大斧山。 那支冲锋枪警卫排在整编之后，一部分跟随步兵营行动，一部分留在手枪队里。他们多次走在队伍最前面，用冲锋枪的火力压制封